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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年后，他考入华东政法学院，成为该校复校后的首届研究生。当时华政办学条件艰苦，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他切身体会到后来被总结为“逆境中崛起，忧患中奋进，辉煌中卓越”的华政精神。在导师的严格要求下，他也养成了“做学问要做到极致”的习惯。此后数十年，他从求学到任教，直至担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，亲历了中国法学教育与法治建设的复苏与发展。

在华政，两位老师的教诲让我终身受益。导师徐轶民老师治学一丝不苟，长期参与辞书编写，对遣词造句、标点符号都反复斟酌，在他的指导下，我的文字功底大幅提升。国际法专业的余先予老师经常带我参与课题，我们合作的首部《东京审判》专著，1986年出版后影响颇大，至今已出第三版，写作能力与书稿构思能力均得到显著提高。

还有一个偶然因素。当时决定考研想回上海，而上海能招法学研究生的只有华东政法学院。我看招生名额，法制史招7人，国际法招3人，觉得国际法对英语要求太高——我是进大学后才开始学ABC，就选了外国法制史。后来考研外语考了72分，在录取的14名研究生中总分第一。读研后，我就想把这个专业搞好。上世纪90年代出现“下海潮”，很多外法史老师改行做律师、经商，但我一直坚持到现在。

至于从法制史转向法律文明史，是随着研究深化而走的道路。最早研究外国法制史，后又研究法律思想史。当时觉得这些领域创新空间不大，便开始研究法学史——先研究日本法学史，后到日本留学，又研究西方法学史、中国法学史。通过研究法学史，我发现制度、学说背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开始重视法律文化史研究。研究法律文化后，我发现文化与文明紧密相连，必须深入到文明史的研究中。

具体来说，古代部分包含美索不达米亚、埃及、中国和希腊罗马等；中世纪部分涉及欧洲世俗法、中华法系、英美法系、大陆法系及宗教法律；近代部分涵盖英、美、法、德、日、中、俄等；现代部分分为公法、私法及新兴社会法变革。最后总结未来法律文明发展存在趋同化与本土化两股潮流：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融合，各国法律日益趋同；二是尽管存在趋同趋势，各国仍会保留自身特色，尤其在逆全球化现象凸显时，本土化趋势更为鲜明。我们就是通过这16个子课题，明确了各文明的学术边界与特性。

何勤华：瓶颈在于，法律文明史、法制史属于小众学科，关注和研究的人较少。学术增长点在于“结合”——将法律文明研究与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结合，不能只埋头研究古代、外国的内容，要关注人工智能、数字法学、基层治理、生态法治等现实问题，从古代法律文明中挖掘精华，从外国法律文明中汲取经验，为解决当下问题提供支撑，让小众学科“活”起来。

我自身就是如此，虽长期研究法制史，但始终结合社会热点，将外国经验、中国古代智慧与当下问题结合，因此拥有充足的写作、交流空间。因此，我给青年学者的建议是：求学阶段打牢专业基础，再根据职业规划补充技能；职业初期先解决职称问题，再依兴趣深耕细分领域，坚持“古今结合、中外结合、理论与实践结合”；长期发展要保持对学术的热爱，同时注重跨学科学习，丰富研究视角。

中国法制近代化有何得失呢？我认为，“得”的方面：近代我们引进了西方法律制度，当时英美法德等已创造出一整套先进制度，我们直接移植并进行本土化改造，使其适应中国国情，无需从零开始，为中国现代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。“失”的方面：中华法系本身封闭，缺乏外部交流；近代引进西方法律时存在借鉴过度，部分不符合国情的制度也被移植，这需要反思纠正。

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，除了需辩证看待“礼法结合”“家族本位”之外，还有很多精神元素和制度智慧值得今天借鉴：“德主刑辅”“明德慎罚”，契合当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念；“以和为贵”“注重调解”，对当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有重要参考意义；“天人合一”理念能为今天的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提供思路；“民为邦本”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；还有尊老爱幼的孝道文化，古代村民自治、乡规民约等基层组织传统，都很有借鉴价值。

举个律师制度的例子。中国律师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仅存续数年便被撤销，彼时全国律师不过几百人；直至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，如今队伍规模已接近百万。更重要的是，法律人共同体正在形成，法学毕业生在各行各业发挥作用。这些社会变化让我深刻体会到，法律人的信念就是坚守法治、推动法治，让法律成为社会运行的根本遵循，让公平正义惠及每一个人。